笔者认为，交往安全义务的内容仅限于消除所支配领域内危险源的危险即安全保障义务（Sicherungspflicht），而不包括事后的救助义务（Rettungspflicht）[46]。
[16]这种学说将法律冲突问题视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片面强调法律选择中对政策因素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使国际私法走向了单边主义和自我保护主义的轨道。以法律共享为基础的国际私法理念顺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呼唤，以法律的互联互通、共商共建为基本价值取向，抛弃了传统西方式单一主义选择模式，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各文明和各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新思路。
本文认为，本案的判决可以采用如下三步走的分析路径： 第一步，确定案件涉及哪些国家法律。[87]《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4]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被公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论，[5]实现了冲突法方法论上的哥白尼转折。从利益分析角度来看，本案涉及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利益的冲突：一方面，美国对于其境内的金融企业的行为拥有监管的利益，另一方面，以色列对于打击恐怖主义和保护本国公民有国家利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44条以侵权行为地法为主要选择，以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为补充，同时赋予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的自由。
[76]1918年8月5日，接替清政府的北洋政府以日本法为参照颁布了一个《法律适用条例》，共7章27条，标志着中国引进西方国际私法的努力达到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并奠定了中国国际私法的西方化基础。为了管理外国人，唐朝设立专门区域供外国人居住，称其为蕃坊。理由之一是疑难案件的判决与说理迫切要求获得理论支持，理由之二是该研究在立场表达与辩护策略上还存在极大可提升的潜能。
[9]本文亦认为，道德一词更容易导致误解和混淆，我在后文也将使用拉兹的表达方式。但在司法美德这一议题上，两种法治观会导致实践上的差异。[34] 参见注[8]，第211页。[43]如果黄文艺教授所要主张的是学科分工，那么他的主张可以被视为同富勒的理论追求一致。
富勒与拉兹共同关注的议题可被概括为：从形式上看，法体系应当具有何种美德？富勒对挖掘这一议题作出了开创性贡献。陈金钊：《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4页。
要求法官深入到道德论辩中去确定法律的内容，就挫败了法律存在的目的，因此，应支持文本主义的裁判风格，也就是坚持法律规则是排他性理由。其二是对法治一词的界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避免作出坏的选择，在不同的好答案中选择一个，但无法觊觎某种最佳答案。c.因此，要想避免结论与主张1矛盾，唯一的选择是放弃主张2，即放弃实质法治论。
而拉兹却反之要揭示某种过度重视的错误，即法治不单被用来指涉法体系形式方面的美德，还被用来指涉法体系在实质内容方面的美德。陈景辉：《法治必然承诺特定价值吗？》，《清华法学》2017年第1期，第5-21页。而当一个排他性理由与一个一阶理由指向相反行动时，解决它们之间冲突的方式是判断后者是否属于排他性理由的排除范围。显然，这种稀薄的形式法治理论，比他真正希望支持的那种包含合法性原则的形式法治理论有更大的普遍性，可以将纳粹德国的法律体系也包含在法治内。
（二）基于理论客观性要求的论证 黄文艺教授关于法治理论之恰当界限的第二个论证，是基于理性之恰当界限而提出的。[61]又如，斯科特·夏皮罗（Scott J. Shapiro）认为，法律体系是社会规划的制度，它们的根本目标是去弥补合法性环境下其他规划形式的缺陷。
（二）立法美德与司法美德 按照美德要求的维度不同，法体系的美德可区分为实质方面的美德与形式方面的美德。人们已经将法治理解为包含实质要求，这一概念界定方式已然流行的事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我们继续沿用这一界定的理由。
但为了简化论证，在讨论每种版本的形式法治论时，我将选取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论证策略。我已尝试论证，作为法体系美德主张的形式法治论总体上是正确的，其中关于立法美德的部分因为共识形成而暂时不具有学术研究关注的价值。[55] 该例子取自拉兹的讨论，参见注[51]，第71-72页。其目标是，从对法治概念的已知理解推导出对这一概念的未知理解，帮助人们融贯地使用概念，并解决概念理解上的某些分歧。[25]在我看来，陈金钊教授似乎是以法律方法遮盖了他实际所坚持的实质法治论立场。如何既能够坚持形式法治立场，又能够追求正义？在他看来，法律方法恰为摆脱两难的出路。
例如，我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是因为禁止吸烟的规则对我提出了合理的要求，在公共场所吸烟会侵害到他人权益，并非文明之举。其次，我们再来考虑一下，最大普遍性这一自然科学上通常使用的标准是否适用于法治研究。
初看上去，他提出了一个基于学科分工的需要而划定法治理论界限的论证。[60]另一方面，它在规范性上似乎又很难得到证立，司法作出道德权威的主张，我们无法简单地像在个人情形中那样，将之理解为个性选择或利益计算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道德问题。
总之，追求法学研究的学术性，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仿照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标准来评价法学研究自身，这可能会不恰当地扭曲了法学研究自身的性质。这是由于法治概念中包含着可以用不同方式加以诠释的内容，因而被称为本质上可争议的概念。
拉兹认为，法治仅仅是法体系一个方面上的美德，它可能会与法体系应追求的其他美德冲突，甚至有可能被用来制造恶。[21]所谓例外是指将法律规则严格适用于事实会过度牺牲个案的实质合理性的情形。从直觉上看，让人容易产生疑问的是，排他性理由如何能够成为真正有效的理由。试图通过语言修辞来模糊这其间的实践差异，只是在回避真正的问题。
[38] See Joseph Raz,On the Nature of Law, in 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p.96. [39] 参见注[32]，第13页。[41] 适合一个二元一次方程的每一对未知数的值，叫作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的一个解。
在开始讨论之前，宜先作两点交代：其一，不能将本文对形式法治论的批评视为从根本上反对形式法治，而只能视为对国内近些年出现的几种关于形式法治论的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立场表达和推理脉络的商榷。在个人情形中，我们对理由有可选择的空间，它代表着我对自我个性的认定和塑造。
但这一表面上相当自然的推演存在着一个根本缺陷，即它未能认真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由此，法律规则为何可以抵御被推翻成为需要证明的事项，形式法治论应负担证明其优于实质法治论的责任。
[47]当然，我们并非要仔细探讨这些主张是否成立，但这些讨论至少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发，即我们可以找到某种客观性的共同结构，使我们能够将价值探究同科学研究共同划入可以生产严肃知识的思想领域，而不仅仅是任意的情感或态度表达。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旨趣具有大方向上的一致性。[4]我将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梳理与考察两种实践意义上的形式法治论，在第三部分、第四部分梳理与评析两种理论意义上的形式法治论。另一方面，对于作为裁判根据的形式法治论，还有很多重要的辩护策略有待审慎考察。
因此，法律规则似乎构成了一种妨碍，它使今天的裁判受制于过去的决定，致使裁判无法达到完美。[15] 二、作为司法裁判根据的形式法治论 第二种形式法治论关注的是，如何理解官方行动与法律规则的一致性这一法律适用层面上的合法性原则。
每个二元一次方程都有无数对方程的解。1.功利主义论证进路之考察 郑成良教授认为，功利主义道德可以支持我们接受形式法治论。
富勒认为，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我们可以根据较容易具有共识的形式法治理念决定法律实践方案，而不必陷入实质价值争论的泥沼。[5] 参见注[1]，黄文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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